| 茶饮具有清新、雅逸的天然特性，能静心、静神，有助于陶冶情操、去除杂念、修炼身心，这与提倡“清静、恬澹”的东方哲学思想很合拍，也符合佛道儒的“内省修行”思想，因此我国历代社会名流、文人骚客、商贾官吏、佛道人士都以崇茶为荣，特别喜好在品茗中，吟诗议事、调琴歌唱、弈棋作画，以追求高雅的享受。在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中，茶道是核心。茶道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备茶品饮之道，即备茶的技艺、规范和品饮方法；二是思想内涵。即通过饮茶陶冶情操、修身养性，把思想升华到富有哲理的境界。也可以说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把当时所倡导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寓于饮茶的活动之中。这两个基本点，在唐人陆羽
《茶经》中都明显得到体现。
《茶经》共十章。除四章是讲茶的性状起源，制茶工具，造茶方法和产区分布外，其余六章全部或主要是讲煮茶技艺、要领与规范的。“四之器”详细描述了茶道所需的24种器皿，包括规格、质地、结构、造型、纹饰、用途和使用方法；“五之煮”讲烤茶要领，选用燃料，鉴别水质，怎样掌握火候和培育茶的精华技巧；“六之饮”详细规定了饮茶应该注意的9个问题，还提出品名贵之茶每次不要超过三盏以及三人饮茶、五人饮茶和七人饮茶各应如何进行；“七之事”例举历史上饮茶典故与名人逸事；“九之略”讲述在野外松间石上、清泉流水处和登山时在山洞里等不同场所进行茶道哪些器皿可以省略；“十之图”要求把《茶经》所写的茶事活动绘成图，挂在茶席一角，使参加者能在场看明白。对于茶道的思想内涵，《茶经》写道：“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作者这里提出了“精行俭德”作为茶道思想内涵。也就是说，通过饮茶活动，陶冶情操，使自己成为具有美好的行为和俭朴、高尚道德的人。
与陆羽忘年交的释皎然在题为《饮茶歌诮崔石使君》写到：“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在一首诗中两次提到了茶道一词。此后，唐御史中丞封演在《封氏闻见记》“饮茶”一章又写道：“有常伯熊者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从上述文献可知：是《茶经》确立了茶道的表现形式与富有哲理的茶道精神；而释皎然和封演赋予了“茶道”名称。
《茶经》问世之后，相继出现了多种茶文化专著，形成流派纷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唐代苏氏的《十六汤品》专门评论茶汤优劣；唐代张又新的《煎茶水记》和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大明水记》《浮槎山水记》(槎音茶)则是评论煎茶用水优劣的专著；宋·蔡襄的《茶录》和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记述了宋代茶道的发展情况和特点。从《大观茶论》中可以看出，宋代不再用釜煎茶，而是将碾磨好的茶叶粉末直接放在碗内，把煮沸适度的水先灌进汤瓶，然后冲入茶碗，再用一种状如小炊帚的竹制“茶筅”搅拌均匀，称为“点茶”。《大观茶论》对点茶技法做了精辟而详尽的描述。值得一提的是：赵佶还把茶道精神概括为“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八个字。这些内容丰富深刻的茶道专著同明清时代的茶文献一起，构成了举世无双的中华茶文化宝库。
古代众多的茶道专著，尽管年代不同，流派不同，在泡饮技艺上却有一个共同点，即一切外部表现形式都是为反映茶的大自然美，反映茶的“鲜香甘醇”，绝非为表演而表演。因此中国茶道要求：(一)茶具必须清洗洁净；(二)主张用轻清之水煎茶，有条件时用泉水、江水，甚至用松上雪，梅花蕊上雪化水煎茶；(三)讲求水沸适度。刘禹锡在一首煎茶诗中说：“骤雨松风入鼎来，白云满盏花徘徊”。茶便煎好了。苏东坡则更加形象地写道：“蟹眼已过鱼眼生，嗖嗖欲作松风鸣”(蟹眼形容水沸时的小气泡，鱼眼指随后出现的大些的气泡)；(四)要求使用名贵优质茶具，并规定首先要将茶碗烫热或烤热，以便于茶汤香气充分升扬。
“茶道”是一种以茶为媒的生活礼仪，也被认为是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它通过沏茶、赏茶、饮茶，增进友谊，美心修德、学习礼法，是很益的一种和美仪式。茶道最早起源于中国。中国人至少在唐或唐以前，就在世界上首先将茶饮作为一种修身养性之道，唐朝《封氏闻见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这是现存文献中对茶道的最早记载。在唐朝寺院僧众念经坐禅，皆以茶为饮，清心养神。当时社会上茶宴已很流行，宾主在以茶代酒、文明高雅的社交活动中，品茗赏景，各抒胸襟。唐吕温在《三月三茶宴序》中对茶宴的优雅气氛和品茶的美妙韵味，作了非常生动的描绘。在唐宋年间人们对饮茶的环境、礼节、操作方式等饮茶仪程都已很讲究，有了一些约定俗称的规矩和仪式，茶宴已有宫庭茶宴、寺院茶宴、文人茶宴之分。对茶饮在修身养性中的作用也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宋徽宗赵佶是一个茶饮的爱好者，他认为茶的芬芳品味，能使人闲和宁静、趣味无穷：“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知矣。中澹闲洁，韵高致静......”
南宋绍熙二年（公元１１９１年）日本僧人荣西首次将茶种从中国带回日本，从此日本才开始遍种茶叶。在南宋末期（公元１２５９年）日本南浦昭明禅师来到我国浙江省余杭县的经山寺求学取经，学习了该寺院的茶宴仪程，首次将中国的茶道引进日本，成为中国茶道在日本的最早传播者。日本《类聚名物考》对此有明确记载：“茶道之起，在正元中筑前崇福寺开山南浦昭明由宋传入。”日本《本朝高僧传》也有：“南浦昭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一式带到崇福寺”的记述。直到日本丰臣秀吉时代（公元１５３６～１５９８年，相当于我国明朝中后期）千利休成为日本茶道高僧后，才高高举起了“茶道”这面旗帜，并总结出茶道四规：“和、敬、清、寂”，显然这个基本理论是受到了中国茶道精髓的影响而形成的，其主要的仪程框架规范仍源于中国。
中国的茶道早于日本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但遗憾的是中国虽然最早提出了“茶道”的概念，也在该领域中不断实践探索，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却没有能够旗帜鲜明地以“茶道”的名义来发展这项事业，也没有规范出具有传统意义的茶道礼仪，以至于使不少人误以为茶道来源于他邦。中国的茶道可以说是重精神而轻形式。有学者认为必要的仪式对“茶道”的旗帜来说是较为重要的，没有仪式光自称有“茶道”，虽然也不能说不可以，搞得有茶就可以称道，那似乎就泛化了，最终也“道可道，非常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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